“被一些人欺压和羞辱后，你很难有机会讲出来；有可能你什么都没说、仅仅动了动嘴，就被以维护大局的名义送走，要么不明不白地做苦工，要么不明不白地成了病人。这种遭遇，光是想想，就足以让人感到愤怒和悲伤。我们是需要宣泄情绪的……”

“不管是邓晓芒老师的继鲁迅之后更深的启蒙，还是刘军宁先生提倡的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其勇气都是要创新的，而不是保守。自由主义在中国任重道远，没有激情，没有不懈的奋斗和一代又一代学人对于自由的信仰，中国的自由主义必走不长远，保守是没有希望的。”

“至于舵机倒有贵有便宜，我看过的最贵的好像有几百美元一个，用在这里已经足够了，舵机本身的精度完全允许不加控制而保证行程精度。检测跟舵机之间再加一个几十块钱的单片机控制一下，要求高的话几百元的DSP也行，写个程序放进去就完事了。几十万，几十万莫非是考虑到了潜规则的加成？请不要跟我争什么支架也要钱这种事情。”

事实上，中国地方基层一直处于缺乏有效治理的境地。就地方政府自身而言，由于缺乏有效地监督和强制力约束，加之地方对于财政的无止境渴求导致政府自身从一个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政府逐步异化成为以资源掠夺为导向的政府。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征地、拆迁等政府行为获取不正当利益。另一方面，通过与地方企业和其他利益集团相勾连，以权力寻租的方式攫取各种各样的收益。在紫金矿业的事件当中，政府和企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难舍难分。而其最后的结果正如郑永年教授所说的，除了出卖资源早期的什么都不用发展，演变的到后来的什么都没有发展，最后什么也发展不了的局面。作为这一链条中利益受损最大的村民老百姓来说，资源的污染就意味着其生产资料收到损失，由于缺少生产资料而无法进行社会再生产，最后所能够选择的就只有一次次不断地由底部向上抗争反应诉求，从而导致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水利上作为样本的数据多以年为时间单位取值，如年平均流量，年最高水位等，所以把这个概率的倒数称为“重现期”，比如某场大洪水，在图上读出相应的横坐标是1%，那么它的重现期是100年，习惯性的说法就是百年一遇。”

所谓的边际递减，是说同样问题的报道最初能够有很大的社会效应，但越往后，社会效应越减弱。这是因为最初的报道具有轰动效应，但是长久之后，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已经具有了抗药性，新闻的社会效力自然下降。有一次，在笔者参加的一个媒体圈内部讨论会，有人讲了一个故事，说有市民遭遇非法拆迁问题时，问记者去不去采访她，记者说价值不大，去不了。这位市民说，我把手指砍了，你来吗？记者说，孙中界已经砍手指了，再有人砍手指，新闻性就小多了。市民愤怒地说，我把大腿砍了你会不会来？这只是一个故事，真实性不确定，但这个故事确实说明了新闻界的现状。而事实上新闻的高发领域如拆迁确实有事件越来越耸人听闻的趋势。

作为当时苏联对华政策的一个侧面，我们可以看到支持中国共产党这条线索虽然难窥全貌、若隐若现，却自始至终得到了贯彻。这种援助的指向虽多次受到“保卫苏联”等现实目的的影响，并实际上为中共造成过损害，但始终以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生存为底线。其实在苏联帮助中国共产党建立伊始，苏联就是为了在中国寻找“进步力量”并培植成为共同信仰共产主义的“自己人”。

中国先进时，日本学中国，西方先进时日本学西方，日本之善于学习差不多成了中国人的固定印象。黄仁宇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提到当时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是“短小精悍，长于模仿，勇于进取”。中国人对日本的另一印象便是日本人的勤奋、纪律、守秩序。这表现在日本政府的廉洁高效、军队的纪律与素质、企业员工的勤勉工作。

周永坤先生说过，“被”时代其实是人治时代的特色，“被”表明人没有自主，人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只能任由外在力量摆布，这正是所有人治社会的特色。人如何才能自主，因而才能摆脱“被”的命运？相信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行法治。4被死亡、被和谐、被不上课···，被时代是中国特色的又一个产物，必将彪炳历史。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坚，让我们以不死之心迎接被时代的到来吧！

“亚洲国家的被殖民历史让国民天然有着对外敌的恐惧心理，‘维护国家主权’成了压倒一切的政治需求——虽然只是口头上如此。当‘上帝已死’或者‘苍天已死’后，国家就成了至高无上的存在，国族意识、主权意识成为国民的常识后，国家、国土就成了新的崇拜图腾，历史遗留下的领土问题就成了亚洲地缘政治的焦点，只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领土纷争很多都是殖民时代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