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悲剧

文 / 乔淼（北京师范大学）

“悲剧”和它的变体“杯具”在这个年代已经被用滥。世间诸事，忧多乐少，本来如此，悲剧比喜剧多，没什么值得惊奇。但有一类悲剧总是让我印象深刻，其剧情大抵如下：一个或“品学兼优”，或“孝顺父母”，至多“沉默寡言”的人——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最起码脑后没有反骨肚子里没有坏水——突然之间抄起家伙向旁人大肆挥舞，于是遍地修罗场。说到这类悲剧时，记性稍好的人也许想起马家爵和杨佳，容易忘事的也能想到近来诸多杀小孩的案例，其实还有些例子更加遥远的，例如文革和农民起义什么的……总之，例子如此之多，不需我再举。问题则只有一个：这些怎么看都不像是杀人魔王、冷血屠夫，甚至一贯是守法良民的人，为什么朝夕之间就杀人不眨眼了呢？

一个相对正常的人在杀人时，可能的动机不外乎几种：图财，寻仇，因情生恨和泄愤。上述的杀人者们在下手时就没想到要给自己留后路，更不考虑要多少钱、怎么花，故而不是图财。说到寻仇，总要有直接的仇人在对面，还要有等量的仇恨可报；没有仇恨，也就没有报复。情杀当然更与此无关。排除了前三种原因，杀人的理由只剩下一个：发泄怨恨。

受到激惹而攻击，这是所有动物的本能，也看不出有什么道理可以限制它的发作，除非打算像人类这样发展出一个所谓的“文明社会”来。文明的发展可说是用各种禁忌限制本能冲动的过程：饮食、性交、暴力，莫不如此。换而言之，一条大河，原本自由奔放，时不时还会任性地改个道；后来被大堤和水坝拦住去路，只好乖乖沿着人工开凿的孔洞及河槽流走，顺便也就带动水轮机发出了电。没有堤坝就没有电；同理，若没有禁忌，我们至今也还是丛林里的猿猴，休想坐在电脑屏幕前敲打键盘、抒发“万物灵长”的优越感：最起码，要是每个人被激怒了都可以随便杀人，我们就很难有机会出生，也很难活到现在。

河道被拦截，水会越存越多，大坝上就有个定期开放的泄洪闸。同理，本能被压抑，人也会感到某种不适，就需要有个出口。以性能量为例。每个男人都有各种各样的性幻想，文明的禁忌则不允许这些幻想全部被实现，怎么办呢？必须有一个替代。在某些原始部落，男人们在劳动时会唱黄色歌曲，譬如在舂米的时候高唱性交，其本质是用舂米的动作模拟性交的过程（也就是说，一边手淫，一边赤裸裸地意淫）。现代的文明人更加幸运，有了《花花公子》和“东京热”这样的产品，他们的模拟更加直接一些。性是如此，攻击也不例外，人类发明了各种各样的产物来代替直接的杀戮和打斗，比如竞技体育、暴力电影和电子游戏……当然还有一种最直接、最有效的表达方式，就是我们的言说。

除去极端的情况，没有哪个心理咨询师（以下所说的咨询师不包括任何二把刀和冒牌货）会让你在咨询室里运动、看电影和玩游戏；但决不会有哪个心理咨询师不和你讲话、不允许你言说的。签署心理咨询的协议时，“言论自由”总是来访者所得的最大保证，甚至是唯一的保证：不能抽烟，不能饮酒，不能有暴力举动，不能得到身体接触，……但永远可以保持沉默，同时也有权在任何时候开口讲话。你怀揣愤怒走进咨询室，心理咨询师不会建议你“去报仇”或“去杀人”，但一定会鼓励你“说出来”。

攻击和杀戮的冲动通常源于两种情绪，其一是愤怒，其二是悲伤——因焦虑而杀人的，一般属于重性精神病患者，不在本文讨论之列。宣泄这两种情绪的需要，在极端的情况下，会引发杀人的冲动。而即使直接指向仇人的仇杀，大多数也是为了泄愤，为了“讨还公道”；既然杀戮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事实，死者不能复生，所谓的“公道”也就成了“一报还一报”式的心理平衡。故我们可以认为，无论经历怎样的创伤，人真正需要的都不是杀戮，而是宣泄心中的情绪。假如有一种方式能够帮助他们满足需要，就不会有杀戮出现。而“言说”正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手段，可以让人平息愤怒、走出悲伤。通过言说重新回顾过去的事件，就是对个人生活经验的重构；在这一过程中，被压抑的情绪会随当时场景的再现而表达出来，深藏的情结也有机会通过联想得到解释。压抑被解除或减轻，情绪得以宣泄，言说者的需要就得到了满足，也更容易理解和接纳已发生的事。而理解和接纳之后，杀戮也就变得不必要了。最后这一步，是诸如体育、暴力娱乐等替代手段所做不到的。

言说并非只有在咨询室里才能完成。对着咨询师讲故事要靠移情，实际上有点打折扣；最好的办法还是在咨询室之外，把你的话语直接讲给当事人听。对单相思许久的人说“我爱你”，对伤害了你的人说“你伤害了我，我很伤心、很生气”，对你的上司或父母说“这件事我有不同的看法，如何如何”……当然还有公共领域的言论自由。可惜在传统文化中，这样的表达是不被鼓励的。恋爱不能自由，要靠“父母之命，媒灼之言”；臣要忠于君，只能“死谏”，被打被杀纯属自找；儿女要服从父母，提出反对意见就是不孝；女人要从一而终，作男人的附庸，受到任何虐待都求告无门；民众当然更不能向官吏诉苦，“屈死不告状”……可想而知这是何等的压抑和痛苦。除了高高在上的皇帝，其他人的愤怒和悲伤都不能自由表达，有时甚至根本不能言说。经年累月，胸中的痛苦就会越来越多：先是以隐晦的方式表达，譬如民间的顺口溜、艺人的说书和相声，当这种隐晦也被禁止时，就渐渐地有了民怨沸腾，然而还是不能表达。终于有一天，人们放弃了争取言说的耐心，表达就将只剩下一个字：

“杀”。

杀戮是看上去最彻底的解决方式。杀死所有的人，只剩下自己一个，就不会再有人招惹自己，就不会再有愤怒和悲伤。另一方面，杀戮却并不能真正宣泄情绪，也不能让人走出过去的阴影。盖因杀戮不是言说，只是言说的替代。而替代是不可能毫无副作用的，最大的副作用就是上瘾，就是沉溺其中，让人再也无法返回正常的现实之中。用酒浇愁的人会越喝越多，如刘伶，永远清醒不过来；用吸毒或性乱缓解焦虑的人，会越吸越多、越交越滥，如《所多玛的一百二十天》，至死方休。同理，杀戮也会让人上瘾，张献忠写“七杀碑”，把治下的民众杀个精光，又能如何？——然而，杀戮也是最后的手段，是愤怒和悲伤积累到极限时无可奈何的表达方式。此时的人已经失去了言说的耐心，也没有人能耐心地聆听了。

传统被斩断之后，有些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人站出来说，这些人素质差、头脑混乱、格调低下，需要由我们来统治，让他们说什么就说什么，这样就天下太平了。于是有了号称最牛B、最强大、说一句话就顶别人一万句的人掌握大权，其时，一部分人被剥夺言说的权利，另一部分人看似有绝对的话语权、实际上却只能按照一个方向表达意见。结果如何？平日里乖乖听话的学生像恶狼一样抡起铜头皮带，相安无事的邻居忽而长出了间谍的耳朵和眼睛，“勤劳善良”的父老乡亲支起煮食人肉的大锅……很难说这不是另外一种杀戮的横行，只是这种杀戮没有像过去全国性的暴动那样、动摇暴君统治的基础罢了；暴君没有把全体民众逼入绝境、逼迫他们将杀戮指向他，而是直接指挥一部分人去杀戮另一部分。在那段日子里，有多少新的愤怒和悲伤产生？时至今日，其中又有几多得以言说和表达、得以真正释放？我想，这个比例不会太大。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拥有的话语空间稍稍大了一些，但本质上没有变。不鼓励言说的传统文化影响仍在，对言说内容的无视和态度的揣测也扭曲着它的力量。太多的人不去细究话语的对和错、逻辑的完整或缺失，而是执着于其表达形式、语气和动机，以后者而非前者判断其价值。暴君已死，也没有特定划分好的杀戮者和被杀戮者，但现实的混蛋性仍在：不仅仅体现为缺少道德和公信、生态污染、物欲盛行，也体现为限制和禁止受到创伤后的言说。譬如，被一些人欺压和羞辱后，你很难有机会讲出来；有可能你什么都没说、仅仅动了动嘴，就被以维护大局的名义送走，要么不明不白地做苦工，要么不明不白地成了病人。这种遭遇，光是想想，就足以让人感到愤怒和悲伤。我们是需要宣泄情绪的，可竞技体育、暴力电影和游戏之类替代手段，要么普及率不够，要么以三俗的名义被禁掉，于是言说就成了最后的渠道。然而走这条渠道需要的勇气，又是如此之大……当所需的勇气超越了杀人所需要的勇气，其代价又超越了忍气吞声所能得到的好处时，就很难说有几人能抵抗杀戮带来的快感的诱惑，不去举起屠刀、继续坚持寻找言说的机会。——那些抵抗了诱惑的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勇者，也是我最为尊敬的人。

至于那些最终选择了杀戮的人，不论在以上的任何一个时代，我同情他们的遭遇，理解他们的无奈之举，但不觉得应该为他们叫好。他们杀戮的，即使是最直接的仇人，也丝毫无补于已经发生的事，只能发泄一点愤怒。他们在杀戮之前的长期沉默，固然有自己很好的理由；但不可否认，正是他们的沉默和杀戮，让现实变得更加糟糕，而不是更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比那些虽然满怀愤怒和悲伤，但拒绝杀人、只是自杀的人更懦弱，更不值得同情。

不在沉默中杀人，就在沉默中被杀。除了沉默，我们还有别的选择，比如，打破沉默。

有人说，语言就是力量。这话我深以为然。对社会而言，假如语言是可有可无、不痛不痒的，就不会有言论审查和要求言论自由的呼声。对个人来说，我们影响他人的主要手段正是语言。语言可以改变人的思想，也可以改变人的行动，暴君们的上台就是很好的例子，你也可以实现相反的过程。对强者无法使用暴力，但若把强者当作平等的人类看待，就没有理由说不出言语。那些满口“不应该给领导添麻烦”“不应该让别人感到困扰”“不应该在这个场合说话”的人，所遵从的并非事实上的禁忌，而是自己加诸自己的禁令——本质上算是恐惧症或者神经症一类的玩意。既然对权威面不改色、对弱者心平气和，可以称为真正的勇敢，那么能进一步讲出符合逻辑、符合人性的人话，影响到强者和弱者，也就可称为智慧。因而，不能表达自己的感受、不能说出自己的想法，既意味着少掉勇气，也意味着缺乏智慧。一个人假如身体孱弱且思想疲软，怎可能在这个混蛋的现实中不犬儒、不残忍、不丧失信心；这种人占大多数时，又怎能不让我们生存的环境越来越糟。王小波感慨“沉默的大多数”、感慨话语中的绝大部分是捐税，大抵也是这个意思。而这，正是文章开头所提到的此类悲剧越来越多的原因。

你也许会问，我们到底要怎么办？我无法告诉你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也无法告诉你应该用什么方式讲。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我只能给你一句平淡的鼓励，“把它说出来”。哪怕带着一点痰气也无所谓，最重要的是说出来。没有人甘愿嗓子眼里永远卡着痰，多咳嗽几声，之后的话语也就会趋于正常。毕竟，只有你能讲出自己的感受，只有你知道自己需要言说什么、需要怎么言说。不打破这沉默，悲剧就将无限制地继续。故这里的“说出来”三字，不特为教化谁，首先是为拯救在同一个世界中的我自己。

或可谓之“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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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我所知的越南

文 / 阜远

 越南的政治民主化，最近成了热门话题。我想说说我所知的越南，以飨读者。

首先需要交代我的消息源。三个：一是越南奥委会的某副会长，我和他结识于北京奥运会前的一次国际奥委会会议上，之后保持电邮联系，他是政治学者、华裔——在越南被视为一个少数民族；二是我报在越南的雇员；三是在越南的日本侨民。

越南的确在民主的道理上发展的很好。他们的最高权力机关——国会（相当于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实现了全民直选。越南的国家主席、总理或由国会选举，或必须国会认可。所以国会直选，就代表着该国已经普遍、直接的民主选举。

当然从具体做法看，仍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比如，国会代表的选举，并非西方政党角逐或者候选人自荐为主，拉票的选举。而是国会常务委员会和政协组织牵头，在全国从下到上经过三轮协商最后确定近900人的候选人名单，然后由国民从中选出500人组成国会。

自荐为候选人是合乎宪法的，但经过三次协商，最后成功成为候选人的自荐人不到自荐人总数的5%，所以可以说基本上还是“钦定代表”。所以越南的国会选举，与其说是选举，不如说是对执政党，对体制的信任投票。

当然瑕不掩瑜，从无到有的改革当然困难。一个和我国一样古老的封建传统浓郁的民族，一个曾经的殖民地，一个山地居多交通不便的国家，一个还比较落后的经济体，能取得这样的民主政治成就，弥足珍贵，值得赞扬。

而这样的信任投票，在我国都无法举行，只能说明当局的心虚、胆怯。

越南国会的成功，不仅表现在国会代表的直选，也表现在国会能够卓有成效地监督行政。比较有重要的例子可以举两个：

一是“中铝”投资西原问题。

越南政府招商引资，中铝决定投资越南西南部的西原高原地区，开发那里的铝矿。但越南社会各界，从元勋武元甲到科学家、少数民族人士，多以环境、农业、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等理由反对。最后越南政府不得不向国会做出专项说明。越南政府显然将国会当作了民意的代表和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来源，这非常符合宪政精神。但越南国会就是不为所动，没有批准该计划，所以西原开发至今没有进展。

二是越南总理提出的南北高速铁路计划被否决。

越南总理、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阮晋勇发起了南北高铁计划，有越南“梦工程”之称。计划斥资560亿美元从日本引进新干线技术，在越南打造一条连接北方政治中心河内市和南方经济中心胡志明市的黄金通道。

根据越南法律，凡预算在19亿美元以上的项目，必须经国会批准。早在2009年8月，越南政府便经由越南国家铁路公司和日本新干线公司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经过近一年的准备，才于今年5月正式将此案提交越南国会审议。尽管此间越南国内反对声此起彼伏，但主导此案的越南常务副总理阮生雄基于以往经验并不担忧，而且此前通过国会常委会摸底调查，也显示至少六成代表愿意投赞成票。不料，十二届国会七次会议期间，大家依然面红耳赤。最后427名议员（共493名，部分议员未能与会）投票表决，结果185名投赞成票，占37.53％；208名投反对票，占42.19％；34名议员投弃权票，占7.96％，议案未获半数以上代表赞同，被否决。

真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当然，我不是那种认为一搞选举什么问题都解决的人。越南的经济还很成问题，通货膨胀非常厉害。我在胡志明市的同事说，他们买房需要用黄金，因为越南盾的价值天天在跌。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恐怕这也是不成功之处。

同时、越南的地区差距很大，胡志明市已经现代化，中部长山山脉、西部毗连我国云贵的地区还仿佛非洲。少数民族权益、性少数派权益的保护，也总体落后于我国。

中国模式，这个词汇不知何时开始频繁强奸我们的大脑。我的解读是，早年说中国特色时，当局想的不外乎和普遍真理（右派语汇是普世价值）对抗——中国不需要走你们西方的路，云云。曾几何时，有了几个臭铜板，还觉得自己了不起，可以向外输出模式了。而越南的革新开放，在中国报道中实在是改革开放的翻版。好像越南用的正是中国模式。殊不知人家的模式比你的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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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傻逼的困惑

文 / 侯川川（清华大学）

我在校内上参与过一次骂仗，那时候我还比较含蓄，用了SB，没有“傻逼”这种冲击力。

后来我就再也不敢参与这种事情了，因为显然，人家能够回骂回来，而我又经常把别人的评价当真，心里很难过，我觉得自己不傻逼啊，别人怎么会说我傻逼呢。

于是每当遇到让人无语的言论或人，我会先在心底来上一句“傻逼”，然后再摆出一副认真、天真、纯真、耐心、有爱的姿态跟人家仔细讨论这个问题，“你这样想好像不对呀，你这样做好像不对呀。。。”

但这只是一种情绪上的宣泄，不当真的，我还是在努力的让自己明白，“傻逼”这个概念用来形容任何人都是不恰当的。并且给出自己很多理由：

1、自己的认识是有限的，所以别人的想法看上去很搞笑甚至让人愤怒，但说不定是自己“傻逼”了。

2、自己的认识和对方的认识都是有限的，说不定看到的是不同的方面，针对的是不同的问题，说的根本不是一件事情。

3、可能对方的认识是错的，但大家都是年轻人，大家都没有太多的知识，想问题简单，同时又争强好胜、不愿意认错、好为人师，等等。大家都互相宽容一些，谁都有过傻逼的年龄段。

4、如果这个人在某个具体的问题上真的不可救药，可能人家只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的，人家的背景是什么样的，人家的立场是什么样子的，只要人家的逻辑上是完备的，虽然不认同但是理解就可以了。

这几条足以让自己面对无语的言论和人的时候能够很快心平气和——谨慎、自知、宽容、相对主义、多元化、平等发言、对傻逼的“同情之理解”。

但方舟子的事情让我彻底愤怒了。

我觉得在方舟子被袭问题上，善恶、是非太明显了。哪怕不赞成方的中医观点、方的转基因观点、方的打假方式、方的为人处世、方的恶毒口舌，在单单一个要用迷药和铁锤欲致一个用笔写文章的人于死地的事情上，居然还要讲什么炒作、出名、甚至大声叫好，“恶有恶报”，“做人要有余地，打假不要得理不饶人”？？

我看过很多对方舟子的可笑评价，有说他是美国政府间谍的，专门用转基因来破坏中国人体质的；有说他是美国制药公司的间谍，专门派来损毁中医的名声，为西医开拓市场的；有的说他是学术的败类，在自己的专业做不出什么成果，于是就靠打假来谋取名利的；有的说方舟子对科学理解层次太浅，不懂得敬畏自然，不懂得辩证法，不知道“科学不是万能的”；有的说他是专门咬名人，靠这个出名的。

——本国盛产动机论、阴谋论、相对论，这些评论都不奇怪，但在一个基本的正义问题上，在一个公然试图用阴暗角落里的暴力堵上一张嘴，用迷药和铁锤封掉一支笔的问题上，居然还有这么多“不同意见”——我对傻逼的定义彻底困惑了。

王小波是一个消极的自由主义者，面对各种各样的傻逼言论，他很少会针锋相对，做鲁迅般的尖酸讽刺。但在90年代伪科学、气功大师风靡的时候，他做出了主动的出击，因为他觉得伪科学大行其道，“假如我没有勇气讲这些话，也就不配做科学的弟子”。他无法忍受“一种远说不上合理的信仰在公然强奸科学——一个弱智、邪恶、半人半兽的家伙，想要奸污智慧女神，它还流着口水、吐着粘液、口齿不清地说道：‘我配得上她！她和我一样的笨！’”

——放到今天，王小波要被扣上多少顶“科学主义”，“无知”的帽子啊。面对这些帽子，怎么反驳？我不知道。

方舟子的问题，可以说出很多反驳的话，“你怎么知道他不是炒作”，“你亲眼看见他被袭击了？”，“你怎么知道不是普通的抢劫？”

——面对这些诘问，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只能没有底气的说：傻逼。

我对傻逼的定义彻底困惑了，这件事情让我相信，某些人就是傻逼，但我却没法证明。

我估计在国外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不会有这样的“不同意见”，这样的“各抒己见”，这样的“穷追问底”，分析来分析去，最后分析到动机上去。——但我不确定，所以我必须去国外看一看

——傻逼是不是中国独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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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教官的政治学：

极权主义国家不仅仅是一个恐惧的国度，

更是一个美学的国度

文 / 章闻韶（北京大学）

女生对军人抵抗力是很弱的。女生为什么会迷恋军人？大部分人会回答军人气质太帅了！正如目前北大在军训。女生们起早摸黑排练阵型，要排成“领导好”三个大字给首长们乐呵。但很多女生依旧十分喜欢。为什么呢，因为“教官帅！”

在男生眼中，军事的崇拜往往是国家主义的信仰，是铁血的象征，来自于战场的荣誉。而在女生眼中，军人却成为一种纯粹美学的迷恋。军人因为美学上是美的，所以是美的。在这里，美学与政治既相互剥离又难解难分。首先说是相互剥离，因为女生把军人一个政治性的体制中抽象出美学层面来。将其背后的政治剔除一干二净。在他们眼中，一个军人开坦克碾死大学生的军人与一个开坦克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军人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军人的差别只是哪个更帅一些。这样无疑将本该属于政治的军人美学化。其次再说美学与政治难解难分。政治在这个时候恰恰通过美学来起作用。正因为一个开坦克碾死大学生的军人与一个开坦克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军人的共同点是帅。所以，无论是开坦克碾死大学生的军人与一个开坦克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军人都是极端受欢迎的。

这让我想起，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不仅仅是一个恐惧的国度，更是一个美学的国度。

1984告诉我们，极权主义的运行靠着恐惧。然而事实上，恐惧是极权主义的左手，美学是极权主义的右手。在法西斯兴起的时候，有哪个德国的文艺女青年不会被纳粹军人的崇高所征服的？迄今为止，依然有无数的人为纳粹的美学所倾倒。正如马利奈蒂的诗篇：“战争是美的，因为它通过防毒面具、吓人的机关枪、火焰喷射器、小型坦克等手段确立了人对被制服的机器的支配权。战争是美的，因为它开创了我们梦寐以求的把人类身体金属化的伟业。战争是美的，因为它为鲜花盛开的牧场 了机关枪这种暴怒的兰花。战争是美的，因为它把机关枪火力、火炮轰鸣、停火、芳香与腐尸的恶臭一同汇成了一部交响曲。战争是美的，因为它创造出一种新的建筑风格，比如巨大的坦克、飞行编队的几何构图，燃烧的村庄冒出的盘旋上升的浓烟。” 法西斯用美学构建自己。

今日政治，中国人迷恋的不仅仅是军人，而且是政治家。如同我们的温总理。无数的女生一谈到温总理时，总是会感动地热泪盈眶，说“一个60多岁的老人，做到这样多么不容易，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不理解他呢？我们真没有必要难为他了。”殊不知，总理的身份始终是总理，而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60多岁的老人。当我们的温总理把政治演出为一场含情脉脉的家庭伦理戏剧之后，政治被扔到一旁。因此，人们只看见总理被扔鞋时候他母亲的惊吓，而忘记了有多少家庭在他手下破碎。

在这里，再次提醒的只是这句话：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不仅仅是一个恐惧的国度，更是一个美学的国度。

“那是恶劣诗歌的年代？不完全！如今的小说家写到那个年代，总是带着一种享乐主义的盲目性，他们写的这些书注定是要失败的。但是抒情诗人，尽管他们对这个时代也有一种盲目的激情在里面，却留下了美丽的诗篇。因为我们曾经说过，在诗歌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所有的判断都会成为真理，只要它能让后人以为这的确是经历过的感情。诗人总是如此疯狂地热衷于他们所经历的感情，以至于脑子都冒烟了，呈现出一片彩虹的灿烂景象，监牢之上的奇妙的彩虹……”

《生活在别处》原题为《抒情年代》。当我们都在抒情的时候，极权主义也许已经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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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军训中的“热烈欢迎各位领导”风波

文 / 刘漪文（北京大学）

 
军训的倒数第二天，突然有朋友发短信给我：“听说你们那边发生学生骚动，没事儿吧？”

当时的反应是摸不着头脑：大家都是乖乖地训练了一天，没出什么问题呀。后来才从别人口中得知，是我们9连10连被命令加班加点在太阳下排练拼出“热烈欢迎各位领导”的字样，惹怒了其他连的同学，甚至发出了“拯救9连10连”的呼吁。

都说北大的军训是北大的自由精神与军人的绝对服从的正面冲突。但是作为一个要在中国长期生活的积极向上的青年，还是要拿大学文凭的，还是要乖乖通过军训的。于是，这成了理想与现实的一次对决，而这场对决对骄傲的我们而言是一场残忍的教训。

冲击在军训最开始并不明显。有人说这时候的军训动力其实是一种价值转移。确实，当命令仅限于踢好正步整理好内务之类未触及原则的命令时，大家都是抱着角色扮演的心态：“既然穿着一身军装，来到军营，姑且就当一回惟命是从的军人吧。”把被子叠成豆腐块儿，得分；学会防身术，得分；在大太阳下一动不动站30分钟，得分。再加上几个连之间建立的竞争关系，推动了各连内部的团结与互相监督。服从命令成为了一种游戏，于是大家都相安无事度过了军训前半段时光。

但是当时间慢慢推移，我们连队接到了在结业典礼上拼字的任务。“拼字”就是把每个人当做一个小点来使用，数百个点就汇成了几个字，以供领导欣赏。这本身就是把人物化的过程。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拼出的还是“热烈欢迎各位领导”这样谄媚的字眼。这时候已经成为一种人格的侮辱了。

但是为什么我们还会顺从地唱着歌，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到各自的位子，摆出“热烈欢迎各位领导”的字眼呢？有的人说，是为了不拖大家后腿，毕竟若反抗，整个连都会受罚。也有的人说，毕竟军训就该服从命令，不管这命令是什么。还有的人说，组织这场表演的九连长也是迫不得已，如果我们不好好做，他就会受罚。总而言之，在惩罚的威胁下，服从比反抗更加理智，于是大家选择了服从。

但是这服从背后还是有反抗。当我们最后表演的时候，身后的其他连的同学都发出了嘘声。我们在排练完之后也曾yy过拼个“热烈欢迎各位傻逼”来。但大家没有正面抗议过，这让我们觉得自己更加窝囊。

为什么会存在让我们变得这么窝囊的军训呢？

最最官方的说法，自然是培养爱国主义精神。但是军训的时候，我经常在无人的板凳上看到GRE红宝书，在校内上看到敏感的状态。在个人流动能力迅速增强的今天，我们的生存对国家的依赖已经不那么明显，“国家”在我们心中就像一个旅馆，择优而栖，地位不再像在上一辈心中这么神圣。国家的光环成了为了维系权力而构建的谎言。军训之后，各种反抗情绪反而日益高涨。大家把军训的辛苦都归咎到权力，归咎到领导身上。

但这事情明显是演员不高兴，观众不乐意。人家领导天天忙着参加各种会议会见各界人士，还要百忙之中抽空来看你们这些业余群众演员拼字，换谁都不开心呀。

当然也有人说，军训磨练了个人的意志，确实如此，但是若只凭这一点来证明军训的合理性，那么体罚也可以因为磨练个人的抗击打能力而受到提倡。

也可以这么说，军训让我们认识了很多好朋友。这个我举双手赞成，在精神上对抗领导，行动上服从领导的统一战线上，我和好多姐妹都成了共患难的战友。

想起一部电影《Cube》来，片中的人物被关在一个布满机关的大魔方里。被困的人中包括一个设计了这个魔方的外壳的建筑师。原来是某些领导下了建造魔方的命令后，步骤被一一分解传递到下层，而正当下层花费数十年辛勤打造这个魔方时，下命令的领导层已经消失了，建造魔方的意义无人知晓，只剩下下层，面对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不知所措，惶恐地猜测这个魔方的用途。

现在摆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叫做“军训”的巨大魔方。当然，还有其他魔方，比如说“马原课”，比如说“毛邓三”。当然，还有更大的魔方，比如说“军队”，比如说“国家”。

当极具说服力的新观念出现时，信仰开始动摇，旧有的教育哲学不再令人满意，司法系统手忙脚乱地填补层出不穷的新漏洞。军训本身的意义一次遭受质疑，它不能老是依靠拿不到毕业文凭的威胁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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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州苏轼·黄州苏轼·儋州苏轼（三）

文 / 沐风（山东大学）

前文说到，晚年的苏轼，自嘲得最为彻底，也正是在这种自嘲中，达到了超然中的超然。苏轼的《在儋耳书》一文，正体现了这种状态。他先写自己来到海岛上的凄然神伤，何时出岛，难觅希望。但转念一想，“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中者？”接着他写下了一个著名的譬喻：蚂蚁困在盆水覆地中的一根小草上，“茫然不知所济”，后来脱险，还向同伴感叹“几不复与子相见！”在人看来，这多么可笑，而人又何尝不是陷在这种困境不能自拔呢！写到这里，苏轼凄清顿消，转而“念此可以一笑”，惨遭贬谪海外的人生大难，就在这样一个幽默的自嘲之喻中淡然消解了。

苏轼之所以对人生有这种通透的了悟，与他晚年对过分执著的勘破有莫大关系。

苏轼的前半生，执著于治国安民的济世之愿，有着“西北望，射天狼”的宏大抱负，这自然不难理解；但黄州之后的他，走向坦然淡定，理应不再受世事牵绊，还有什么不能放下呢？

有。这就是对“隐”的执著。

离开黄州，苏轼的生活也走出了低谷，从此走上了一条平步青云的仕途之路，这反倒不合苏轼心意。他在很多诗文里，表达了归隐的强烈愿望，如《次荆公韵四绝》中“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居于汴京时所书《杜介送鱼》中“醉眼朦胧觅归路，松江烟雨晚疏疏”，七古《书王定国所画烟江叠嶂图》中“还君此画三叹息，山中故人应有召我归来篇”，在颍州时所作《淮上早发》中“此生定向江湖老，默数淮中十往来”。倘若苏轼日后没有再遭贬谪，他应会如上述诗中所说，在适当时候辞官归隐，不问世事。苏轼在汴京位极人臣，却一再请求外放，也可以看出他汲汲于隐的心态。

苏轼的“求隐”并不消极，不管他身居何地何位，依然处处尽着自己的职责，但这种责任某种程度上也是心灵的负担。何况朝廷中的党争已不再着眼于国计民生，而全然是私人争斗，更让他十分厌恶。因而，他的宦海生涯越是春风得意，他便越发欣羡田园之乐，向往东篱之趣。他把心灵的快乐，寄托在无官一身轻后的躬耕陇亩之中。这样一份牵挂，时刻郁结于苏轼的心中。

一朝遭贬，苏轼在挫折中反而无须再为仕与隐的矛盾发愁了。在困难面前，他真正放下了那种过分执著的心态。在惠州，苏轼写下了《记游松风亭》，写的是一件小事，却有着发人深省的哲理：

余尝寓居惠州嘉佑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

我想，许多在人生之路上艰苦奋斗一心向前的人们，感到浑身疲倦时，不如看看这篇文章。最让我欣赏的，不仅在于苏轼对自己的宽容，更在于苏轼由此引发的联想。他的兵阵相接也不妨熟歇的理论，也许会为兵家所耻笑，但正是这种奇特的视角，给了我们一种全新的处世态度。即便面临最困难的处境，紧皱的眉头也不妨舒展开来，给心灵以片刻的宁静，之后继续奋斗，也许会更为精神抖擞。而这种宁静的时刻，不必刻意去排入日程表里，随意率性而得，尽情沉浸其中，方为人生的一种大自在。要得到这种自在，关键要学会“放下”，放下心中过分执著的一切，甚至要放下对“放下”的过分执著，从而也抛却了心中的繁芜与苦恼。

晚年深得佛家之真谛的苏轼，正是领悟了这一要义。临终前，友人劝他此时应着力心念西天往生极乐，弥留之际的他回道：“着力即差！”这一信念，在苏轼谪居南海的岁月中充分体现了出来，让他轻松地“享受”了这段条件最为艰苦的生活。

既然无须着力，不再去计较得失，心中无牵无挂，那么，又有什么生活不可以享受呢？乐亦乐，苦亦乐。如果说黄州的苏轼以一种淡看名利的旷达而具备“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心态，那么惠州、儋州的苏轼，则以一种随遇而安的逍遥而至于“处处风雨处处晴”的境界，纵然身外风雨如晦，心内依然晴空万里，乐得自在。这种情怀，谈不上入世，却也并非出世，我称之为“容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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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的孩子们：

我是你们中的一位活跃分子、一位组织者的父亲。有些心里话想对你们说，希望你们能够认真地对待父辈的意见。第一，作为父亲，我希望你们能够健康、平安的长大成人。理想、信念固然重要，一生平安同样重要。第二，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只有当黑夜的最后一缕黑暗消失以后，白天才会真正到来。在黑夜里苦苦的抱怨黑暗和不切实际的期盼天亮，无异于折磨自己。第三，希望你们要完善自己，修身为先，然后才是治国、齐家……

修身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在大学里拿了一个什么文凭、写得几篇文章就有了的。城市里的80后门，几乎有一个共性的表现，令父辈们很是无奈。第一，在星期天和节假日里，几乎所有的80后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上网到半夜，早上不起床，晚上不睡觉，早饭晚饭一起吃，上网永远不怕累，吃饭时要喊你们无数遍，还表现得不耐烦；第二，几乎永远不吃咸菜（咸菜这道调味品已经流传几千年），不吃粗粮，鄙视体力劳动，对家务劳动视而不见，缺少家庭责任感；第三，看社会不顺眼，看政府不顺眼，看国家不顺眼，看学校不顺眼，看城市建设不顺眼，甚至看家长也不顺眼（家长只是一台提款机而已），似乎到处都是一片黑暗，只有你们才是阳光。

不说了，以上寥寥数语，你们肯定已经不耐烦了。如果你们不删除这个帖子，如果你们有勇气面对和保留，并能够认真思考，余愿足矣！

基于对读者的负责精神，以及敝刊自我审视的反思、理想的阐释，我们由常务总编在当天立即作出了如下的回复：

荀子·咸菜·粗粮·及其他——答父辈的疑问

文 / 迦南（北京外国语大学）

伯父：

您好，首先无论如何，非常感谢您的意见。我们愿意接受来自各方的、各类的意见。

虽然不知道令郎是我朋友中的哪一位，但作为北斗曾经的一名骨干成员，我希望我的回答能稍减您的担忧和疑惑。

首先，子女平安是所有父母最挂心之事。我们完全理解，也完全赞同。我们不推崇任何过激的行动及言论。晚侄作为北斗的前常务总编，深知自己对北斗内的朋友负有一定责任，绝不让北斗内的朋友以身犯险。此外，虽然我们对社会民生及公共事务，时有尖锐意见，但我们同样相信今天的政府和国家比之过去已有了长足的进步，有足够的度量能够容纳来自民间的、大学生的一些温和意见和评论。

第二，您说的对，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但在这段文字之后，荀子还有更为精彩的论述，他说：“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妖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晚侄以为，荀子的这段论述不仅在其所处时代，即便在今日，也是颇为先进的。他首先肯定了人不能对抗客观规律，但更重要的是，他还提出人可以利用客观规律以造福社会。但凡“背道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我们正是因为接触、了解了一些“背道”之行，才希望能通过笔杆子以“正道”。荀子说客观规律不可违背，就如您所说的“只有当黑夜的最后一缕黑暗消失以后，白天才会真正到来。在黑夜里苦苦的抱怨黑暗和不切实际的期盼天亮，无异于折磨自己。”但问题在于，您的类比并不恰当，您所说的是自然规律，即荀子口中的“天行”，“天行”是我们反对不了的，我们所反对的是“人谋”。

我们认为，当今社会上的一些不公与阴暗面不能以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加以搪塞，一些问题的出现实际上是人为的结果。荀子对此早已做过了回答：“治乱，天邪？曰：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可见，荀子并不认同将治乱与否归咎于“天行”，因为这往往是为乱者用以推卸责任的借口。若一出现问题，即把责任推诿给“天”，那还要政府何用？对于人为造成的不幸，我们不应无视，不应麻木，更不应将其简单归结为规律使然，而应有积极的作为与态度。毛泽东曾言：“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我认为这个类比，比您所说的黑夜与白日的类比更恰当一些。对于当前社会的灰尘，一部公正的法律是扫帚，一则客观的新闻报道是扫帚，普通大学生的关注与评论同样是扫帚。

荀子还说过：“从天而颁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既然包含了万物客观规律的“天命”尚可“制而用之”，何况违背了客观规律与道德伦理的“人谋”乎？

第三，“修身，齐家，治国”乃是中国传统士大夫追求，恪守的人生轨迹。我们完全赞同。但正如伯父所言，修身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或者说，是个终身的过程，而非青年期读几年书，拿几本证就可妄言“修成正果”。因此，修身固然是必须的，但修身与齐家，治国之间的关系并非割裂的、相互独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唯有不断提高自我修养，方可具备齐家、治国之资；另一方面，齐家、治国也是整个修身过程的一部分。晚侄未闻有哪个人因自认修身不足，而不成家的，也未闻有人要在婚娶之前拜师学习如何过夫妻生活的。如日后令郎到了适婚之年，却与人说：“吾身未修，不可妄言嫁娶。”伯父将作何想？

清末康有为曾批评革命党人道：“今日中国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革命之后，必将日寻干戈，偷生不暇，何以能变法救民，整顿内治。”章太炎驳曰：“公理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俱在，即以革命去之。”相似地，今日诸多长辈以“心智未开，事理未明”为由，不愿小辈妄议国事，对此，我的回答也很相似：“心智未开，即以论辩开之，事理未明，即以论辩明之。”当然，论辩的前提须是理性与温和。

此外，晚侄以为，修身过程当伴人终身，否则即便事业有成，也于国于民无益。伯父岂不见某些为官者，恣意敛财横行乡里，岂不闻某些为商者，奴颜婢膝糜烂庙堂，岂不恨某些为学者，媚骨事宵小，著书愚黔首？何也？古人云：“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意不诚、心不正者高谈修身，岂非咄咄怪事？令郎愿为不公而鸣，是为意诚，令郎不与浊世同流，是为心正。有此意诚心正之子，伯父还担心他日后身不能修，家不能齐？

中国人自古便有“文死谏，武死战”的价值追求，只不过经历了政治高压和物质冲击，这样的传统逐渐凋零了。作为具备一定人文知识素养的青年，对此有所追求，也不足为奇。且一方面，我们尽可能以温和理性的言论提出看法，另一方面，我们也相信国家的法制进步，断不至因几个青年说了几句话，写了几个字就大动肝火。故比之皇权社会下的知识分子，我辈的处境可谓优越了许多，想说的话，敢说的话，自然也多了许多。

最后，关于令郎与您之间的事，本来，我觉得不便多言，因为我想无论再大的隔阂也能靠理性沟通消除。但就您所说的，令郎不吃咸菜的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希望将自身的经历与您交流一下。我个人，是喜欢吃咸菜的，但每每我吃得开心时，家母就要制止我道：“腌制品，容易致癌的。”所以，我与家母的情况比起您与令郎的情况，似乎是反过来了，但其实并无差别。我觉得您把一个简单的问题过度复杂化了，无论是您让令郎吃咸菜，还是家母不让我吃咸菜，都是出于为人父母的美好初衷。而吃不吃，我觉得是个简单的个人口味问题。您大概是多虑了。上网一事，我觉得关键在于，令郎到底上网做些什么。如果是学习，读书，扩展知识面的话，我觉得并无大碍，毕竟如今网络带来的信息量是无比巨大的。

至于，不干家务，对父母态度不好等事，我觉得只能靠加强温和的沟通解决。这个是我无法帮您的。

晚侄所能向您保证的就是，这不是一个干坏事的圈子，也不是一个要干革命的圈子。我们中的多数，都是温和的改良主义者。现实生活中，除了聚在一起吃饭、交流之外，没有组织过任何集体的活动。也不可能将这个圈子置于政府的对立面。这点，还请放心。我们只是一群拿笔写字的人。

落笔匆忙，辞不达意，如有不敬之处，还请伯父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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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州苏轼·黄州苏轼·儋州苏轼（二）

文 / 沐风（山东大学）

苏轼寓居在黄州的定惠院。东山上，在诸多杂花之中有一株海棠，当地人不识其名贵，这引发了苏轼无限感慨。在咏海棠的这首诗里，他开篇即道：“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之后以佳人拟海棠，尽写其天资国色，却幽居空谷，因而“雨中有泪亦凄怆，月下无人更清淑”。而苏轼散步中忽逢此花，情由心生，不禁“叹息无言揩病目”。诗歌的结尾感叹道：“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那忍触！”苏轼借海棠一抒其身世之悲、不平之怨，读来着实令人感伤。

苏轼当然不会由此郁郁而终，其人生的关键转折即将来临。是的，说起苏轼的转折，众所周知是在黄州，但绝非刚到黄州之时，而是在这里的第三个年头，也就是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

这是我偶然发现的一个事实——苏轼的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临江仙•夜归临皋》等等不朽名作，皆作于元丰五年。此前的作品，少有这些词文中的旷达淡定，而元丰五年后，苏轼便愈发坦然自在了。

这是巧合吗？应该不是。苏轼经历了一个痛苦的反思过程，前两年的低潮期，并不应被我们忽视。之后的重大转变，实际上也不突然，二者并不冲突，恰恰都是苏轼必然要经历的人生阶段。

苏轼在此之前的旷达，并非虚伪做作，只是“乌台诗案”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这场冤狱最残酷之处，是对他尊严根本上的粗暴摧毁。这对文人来说是最具毁灭性的。对一个有素养的知识分子来说，你可以夺走他的一切，但绝不能夺走他的自尊，一旦剥夺了他的自尊，他就很可能撑不住了。“文革”中有多少知识分子自杀，之所以走上绝路，绝不仅仅是因为肉体上的折磨，更是精神上的凌辱，彻底剥夺了他们为人的尊严。苏轼也是一个心高气傲的才子，绝不堪忍受一群无耻小人的污蔑和攻击，但他却无法辩解，身为阶下囚，只能任人凌辱，甚至被人用刑，其怨愤不平之气，自然郁结于心。来到黄州，苏轼惊魂未定，惶恐未消，又远离亲友，寂寥难耐，生活上拮据困窘，最初两年的凄凉自伤，也就不难揣测了。

但苏轼终究是苏轼。两年的黄州岁月，生活渐趋平稳，他的心态也渐趋平静，尤其是开垦东坡（值得注意的是，这也发生在“余至黄州二年”后，见《东坡八首并序》），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拮据问题，更让苏轼在苦中作乐中寻回往日的闲适心境。旷达复归到这位天才身上，并真正昭示出这种精神的宝贵，让他在困顿之境实现了人生第一次超越。俯瞰大江东去，从艰险中走出的苏轼，自在吟啸徐行，尽赏清风明月，昔日超然台上纵论的物外之趣，于今痛快畅享，也留给了后人一个无限倾慕的背影。

不过，如果以为这就是苏轼人生境界的巅峰，那又错了。密州苏轼，令人敬佩；黄州苏轼，令人欣羡，但这既是转折，更是一个新的起点。当苏轼又经历一番宦海沉浮后二次遭贬，被迫来到惠州、儋州时，新的打击不但没有让他重新消沉，反而使他走向了一个崭新的境界。正是儋州的苏轼，成为了这位天才定格在我心中一个最为仰慕、最为钦服的形象。

随着新党的渐渐失势，苏轼也渐渐迎来自己政治生涯的最高峰，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在起草的奏议文程中，他建言广开言路、改革吏治等措施，努力尽好一份责任。但朝廷上的党派纷争实在令其反感，他一再请求外放，终获授命杭州太守。接下来的几年宦海历程，他过得平稳而安然。随后，新的灾难又降临了，而且远比上一次更为残酷。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当政的太后去世；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新党中的章惇上台，将苏轼贬至大庾岭外的惠州。苏轼不得不以将近花甲之年的老弱之躯，来到当时中原人士畏而远之的瘴疠之地。然而，让那些奸佞宵小万万想不到的是，他们这么做只不过让苏轼的生命深度又丰富了一重。即便后来章惇在愤恨中将其贬至海南，苏轼依然逍遥自得，这恐怕令这群身陷名利场的小人百思不得其解。

这么说自然绝非无凭无据。惠州、儋州的苏轼，比之黄州时的他，更为潇洒，看看他作于这两个阶段的两篇记述夜游的小品，就能感受到其中明显的不同。

首先是他在黄州写下的那篇著名的《记承天寺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文章虽短，意蕴却极为丰富。关于这篇文章表达的情感，或以为旷达，或以为黯然，历来众说纷纭。其实，即便是苏轼本人，也未必能说清此时复杂的心绪。望着竹柏的澄澈月影，苏轼与友人随意漫步，心中自然十分悠然闲适，但也难免有着些许落寞，些许寂寥。一句“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既有讽世避世的孤傲情怀，又不乏对这种孤傲的自嘲，在孤芳自赏的惬意中，难免顾影自怜的伤感。这篇不足百字的小文之所以成为各种苏轼选本几乎必选的名作，大概正是因为寥寥数笔却勾勒出了极为复杂的情怀吧。

晚年的苏轼来到儋州，有一篇《书上元夜游》：

已卯上元，予在儋州，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揉，屠沽纷然。归舍巳三鼓矣。舍中掩关熟睡，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为得失?过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鱼也。

同为短篇笔记，同为夜游，心境却大为不同。先看缘起，承天寺夜游是“无与为乐”而去寻友求乐，上元节夜游则是友人来邀而欣然出游。前者看似主动，实则是排遣难以消解的孤独；后者看似被动，实则是无所不可的随然而安。再看所见之景，前者是宁谧的竹柏之影，苏轼在澄澈月色中得到慰藉；后者是热闹的集市盛景，苏轼在与民同乐中开怀自在。上元节夜游归来，苏轼“放杖而笑”，笑声中的感情已没有前者那么复杂，笑的是自己曾经对得失的过分在意。在轻松的自嘲中，他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难得的是他不仅仅是“自笑”，最后竟笑起韩愈“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鱼也”，对人生的挫折已看得最为透彻。悠悠青史中，不知有多少人“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以期“走海”而“得大鱼”！唯有饱经风霜、历尽磨难的苏轼，一语道破人生之无奈——作为一个渺小的个体，失意总是在所难免，尤其是那些心中有所坚守、不愿向世俗妥协的生命，欲成就一番事业，谈何容易。然而深深觉察到这种无奈的苏轼，不但没有丝毫消沉，反而秉持他一贯的乐观，一句“孰为得失”便将这种失落远远抛在了身后。名利终究为身外之物，享受生活，当笑则笑，岂不痛快！

这段小文，非偶然之作，乃是苏轼被贬到惠州、儋州后的心境自然而然的流露。实际上，他在这一时期的诗文中，最常见的便是一个“笑”字，所笑者往往非他，正是苏轼自己。天才容易囿于自恋，能够自嘲的本就不多，正因如此，当他们陷入困境的时候，常常极其苦闷而难以自省。而一个天才一旦在挫折之中可以自嘲，就没有什么能够真正打败他了。令其政敌颇为头痛的一点就在于，他恰恰有着超乎常人的幽默感，遇到的各种困难都能在诙谐中释然面对。而晚年的他，自嘲得最为彻底，也正是在这种自嘲中，达到了超然中的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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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真诚（一）

——从警惕“哲理小故事”说开去

文 / 张慧聪（四川大学、现役新浪）

我通常倾向于认为一个智力健全的成年人在看到“哲理小故事”的时候，都会给出自己合理的解读。所谓合理，是指这个解读是完全在自己掌控之中的，不会由于被有感染力的文笔（和背景音乐）搅动了情绪，而跌却了判断力。在有效的思考习惯（敏感的逻辑反射）支持下，我们能简单地看清楚“哲理小故事”带给我们的到底是什么。

很多“哲理小故事”是很扯淡的。最臭名昭著的可能是“温水煮青蛙”。我没做过这个实验，但从我收集的资料看来，带来哲理的“事实”是假的。我们先不论青蛙到底会不会从缓慢加热的锅里跳出来，但一个拥有有效的思考习惯的人，在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时，至少应该会心存疑问——真会这样么？

很多时候，无效的论证也能带来有效的结论。比如：“天上下的雪其实是黑色的，但你看起来却是白色的，所以不要轻易相信自己看到的东西。”这是个无厘头的胡扯论证，如果把“雪其实是黑的”换成海市蜃楼，就是个有效的论证。我这里要指出的是，“由于结论有效（通过直觉性判断）从而（反推）认为论证有效”，这是很常见，但很有害的思维陷井。“温水煮青蛙”的“寓意”是告诉人们要防微杜渐——防微杜渐当然是对的，但这当然不能说明对它的论证是有效的。

还有些故事是从历史或现实里来，但可惜，作者按自己的意图“改编”了，使其更加符合“寓意”。我认为这种“改编”甚至“纯编”常常非常有害。比如有一类很常见的“面试”故事，一般模式是现在剩下两三个候选人，但名额只有一个,但企业没有考技能/专业知识，而是莫名其妙地“不经意”的考试，结果“人品好”的被录用了。我认为，这类故事的危害，比钱钟书先生批评的《伊索寓言》严重多了。《伊索寓言》之类的故事，明明就告诉你是假的，至于从中悟出什么道理来，那是你自己的事，但真实世界的背景经常容易给人一种幻觉，以为这就是真实的世界，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就拿“面试”故事来说，我还从没听说过现实中有这么玄乎的面试（注意，故事中几乎从来不说是哪家公司，什么时候，谁在面试谁），这意味着即使有，你遇上的概率也极小。技能/专业知识/职业能力 永远是公司最看重的——因为它们决定了你能不能为公司创造价值。而人品一般在面试交流中就能够大体体现出来，对于判断“对公司是否有害”一般是足够的。还有些故事会讲“好人好报”（注意，这个好报可不是一般的好，而是鸡犬升天级的好），我听过真实可靠的好人好报，也听过很多的好人没好报。所以，这些故事即使是真的（更多其实是假的）其实也没什么哲理。一类常见的模式是某小人物因为心好帮了某个看来很落魄的人，结果这人竟是个大贵人的至亲，于是大贵人由于感激，就让这个小人物鸡犬升天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对所有人应该一视同仁。”教人心好是没错的，但且不说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有多小，难道你帮助别人是为了碰到这种贵人吗？

有很多“流行文化”非常喜欢这类东西，它们会通过各种玄乎，各种装逼来显示“智慧”和“哲理”，但我们应该牢记：逻辑是一切说理和论证的基础。这里随便举一例：“

孔子给我们提示了这样的方法。他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

孔子说，你说我算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吗？我没什么大智慧。有鄙夫，也就是有个大老粗，他来问我一些问题，我脑子空空荡荡 的，所以我就回答不上来。没有一个人是全知全能的。但是孔子说，我有个方法，就是我遇到任何事会“叩其两端而竭焉”。也就是说，一事当前，人要跳得出，不 要沉浸在这个事情的过程中，纠缠于细节，而是要抓住这件事情的两个极端，就能求得事情的解决，知道问题的真相。

凡事在你眼前，你就问问自己，最好能怎么样，最坏能怎么样？然后你才可以决定怎么做。这叫“叩其两端”，就是问它两端的极值，然后来统观全局。

这里要说到一个有名的小故事。德国一个小学的课堂上，有一个小男孩特别淘气，从来不认真听讲，老师实在太烦他了，为了让他安静一会儿，给他出了道题，随口说：你坐在那儿算，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加六，一直加到一百，你去算吧，最后得多少？

老师转身接着讲课，没过几分钟，这小男孩站起来了，说是五千零五十。老师大吃一惊，问你怎么算出来的？那小孩说，一加一 百是一百零一，二加九十九是一百零一，三加九十八还是一百零一，这样两头加，加到中间，五十加五十一还是一百零一，那么五十个一百零一不就是五千零五十 吗？这个小孩就是后来的大数学家高斯。

小高斯用的这个方法，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叩其两端的方法。”

大家可以在 http://www.wcko.net/shownews.asp?id=778 看到上面我引用于丹老师的视频和文字。我不想说小高斯在做题的时候是全班一起在做这个题，还是老师在继续讲课，但总之，这个故事和“叩其两端”显然是屁关系也没有，你用叩其两端给老子求个平方和试试？求个倒数和试试？

之所以举上面的例子是因为我第一次看于丹就在讲这个片段，看完我就决定无视这个人。其实按我的经验，历史和事实更多的时候会告诉我们，真实世界是残酷和无奈的，死了的人不会复生，犯罪的人未必受罚，含冤的人难以昭雪，一直努力的未必就有收获。高深的（就是难懂的，其实就是装逼的）“哲理”在现实面前往往无效，还不如拉板车的大叔一句脏话实在，因为它们都是一些“有文化”的人意淫出来的，还是放在童话和寓言里吧。

话题从“哲理小故事”引起，但我实际想说的是真诚的问题，真诚对一个人的判断力至关重要。按我的观察，讲“哲理小故事”的人通常都有一种“知性”“有内涵”的姿态，他们有时是足够真诚的，有时则不是——这时，小故事可耻地沦为一种标榜——虽然他本人可能并没有显式地认识到这一点。按我的观察，很多人在这种姿态面前都有一种潜在的向往，好像认同并吸收了故事里的“哲理”，就靠近了这种“知性”，丰富了自己的“内涵”。这是很正常的心理需求，但习惯真诚的人能够把自己“获得丰富自己内涵的心理满足感”的欲望拆出来。这就有助于他理性地解读故事。

我们不真诚的习惯是从小就被明确培养的。小学作文时，老师会要求你“立意”，讲解课文时经常会说xxx表现了xxx，xxx的描写突出了xxx。后来我才发现这里的问题：如果你描写的是事实，那么就应该写实，无论是记人，记物，还是记事，用简洁地文字精确地表达才是目的。“为了表现/突出xxx”而描写，其实隐隐地鼓励了失真。

这个问题看起来没什么，但其实却深重地影响了我们整个国家的文艺，从《白毛女》到《走进新时代》，这都是些什么？甚至连新闻业都受之影响，那些被隐去或模糊了部分事实的报道，不正是在这种“目的”习惯下产生的么？

尊重事实和逻辑，真诚面对自己内心的欲望和感受，这是我们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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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我们这个终将完蛋的时代

文 / 张亮（北京大学）

每天，我都会收到一些人的问候，他们中间有我的中学同学、大学同学、研究生同学，我曾经的暧昧对象，我的前女友，我的狐朋狗友，我的亲戚，我的网友，我的老师，我的蓝颜知己。他们活着唯一的奢求是，十年、二十年之后，活的安全，不是一个失败者。

怎样才能活得安全？在唐朝，一个有文化的人，会写诗的人，不会是一个失败者。《唐才子传》里有很多这样的记载。某一天，一个衣衫褴褛逃难中的诗人，被一群强盗拦住，拔出刀来，要抢他钱，要他命。忽然，从贴身包袱里掉出来一本发黄的诗集。强盗检起来，翻了几页，改容敬之，请诗人给他写一首诗，诗人援笔立就，众强盗千恩万谢，请诗人饱餐一顿牛肉而去。

在汉代，一个像张俭那样得罪了宦官的儒生，虽然全国通缉，却依然有人冒着满门抄斩的危险，一个接一个的收留他，即使李膺为宦官所忌害，却依然改变不了士人对他的评价：“登李元礼门如等龙门”。

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文士，仅凭其德其言，就可以免于灾祸，虽死犹生，虽败犹荣，活的不朽的声名，这样的人，即便死也死的安稳。这样的人，不会有不安全感，不会是一个失败者。它是海明威笔下的老人，人可以被消灭，但不可以被打败。

即便在我们父母辈的时代，像雷锋那样父母双亡的穷苦人，像我外公那样幼年失怙，中年丧妻，一生坎坷，也可以因为行事正直，两袖清风，即便刚直不阿，也能身后留名，为人敬重。即便面对子弹扑面，濒临死亡，他也坦然受之，不因此有杯弓蛇影之叹。

但如今不一样了，几乎所有年轻人对在我抱怨和感叹，害怕变成一个失败者，害怕失败的恐惧与不安像瘟疫一样传染，终其一生，杞人忧天已不再是笑料和讽刺，而是鲜血淋漓的现实。

有人对我说，他刚看过唐骏的视频，李开复的视频，比尔盖茨的演讲，他害怕自己是一个穷人，无车无房，不能在四十岁以前享受生活。

有人对我说，她刚看到陈鲁豫访问希拉里的视频，她希望自己是一个精明的政客，像希拉里那样呼风唤雨，但失败的恐惧萦绕她，十年之后不可想象。

我们的时代，唯一被人承认的力量便是金钱和权力，而不是什么立功立言立德。无功无言无德之人，只要拥有金钱与权力，尤其是垄断的金钱与权力，他便获得了安全的资本。

因此，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越来越多人一边痛骂当道黑暗，一边削尖脑壳考公务员，越来越多北大学生一边痛骂张维迎曲学阿世，一边削尖脑壳想进光华，越来越多人一边喝着牛奶面包看《蜗居》痛骂郭海藻一边满世界找个宋思明求包养，越来越多人不惜自毁名誉，一边顶着满头骂名，一边博取天下一笑，哗众取宠，如芙蓉姐姐、玉凤姐姐之流。

当只有金钱和权力才能给人们带来一点点可怜的自尊和安全感，当一个时代逼迫人们拥抱自己刚刚所唾弃过的一切，它离崩溃也就不远了。

我曾经对一个师弟说过一句话，总有一天我们都会变成我们昨天所唾弃的人，猪狗般活着，猪狗般死去。他觉得过于悲观。那么今天我再加一句，这个我们猪狗般活着猪狗般死去的时代终将完蛋，这是好事，毁灭往往意味着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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